球王会:21世纪经济报道十周年特刊：发现真实的中国

球王会·“如何重新平衡”·

社会领域市场化过度+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必须回归平衡。怎么回去？

球王会首先，有必要区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两者之间缺乏区分，导致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平衡，以及经济本身的不平衡。在经济改革成为主要改革的时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者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关改革思路没有考虑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区别，或者在理论上或实践上没有区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于是，社会政策的经济政策化出现了多方面的现象，即在一些本应属于社会政策的领域，经济政策畅通无阻，甚至推向了极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发生在经济领域，而社会领域则受到国家的保护。但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国有部门，由于国家的阻力，新自由主义难以奏效。但在医疗、社保、教育、房地产等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盛行，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近年来，社会政策已成为改革的主题。不仅人们突然发现社会领域已经被市场破坏，必须改革，更重要的是社会领域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医疗、教育、房地产，已经强大到可以有效抵制任何政府改革。于是，一些人开始怀疑市场经济。此外，社会政策改革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正义，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因此凸显。许多人开始将社会政策的思想应用到经济政策中，怀疑市场在经济领域的作用。这里出现了一个认知误解，即社会改革者和经济改革者一样，无法区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正如社会政策不能是经济政策一样，经济政策也不能是社会政策。在经济政策领域，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正如经济政策在社会政策领域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实际上，虽然社会领域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入侵而变得过度市场化，但在经济领域，中国却面临着市场化不足的问题。多年来，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仅没有深化，反而呈现下降趋势。在国有企业领域尤其如此。计划经济时代，企业与市场没有联系。 1990年代的改革时代，在实现企业公司化、法制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未来改革不能再深化。国有企业的行为仍然不是市场驱动的。这表现在很多方面中国政府网,，主要体现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仍将国有企业视为其“私有土地”。国有企业也停留在行政级别。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它们必须利用政治和行政权力进行垄断，形成人们所谓的强大经济或权力市场。

球王会“国家能力”与“社会公平”不呈正相关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1994年的体制需要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国至关重要，也许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改革是否有动力，改革政策能否制定实施，取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1994年以经济集中化为核心的体制在当时也是一个紧急举措，随后在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设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现在已经实施了很多年，再改革是绝对的必要的。 1994年分税制改革，改变了邓小平南巡后权力下放导致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失控的局面。改革后，财政资源迅速向中央政府集中，而中央政府此前高度依赖地方政府。分税制实施后，虽然中央财政的很大一部分需要返还给地方政府，但依赖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地方政府对中央的依赖。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终于首次建立了自己的税收征管机构（国税局），独立于地方政府。 1994年税制改革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收入二次分配能力的加强，即国家有更大的能力改变地区和社会之间的收入差异。

这确实大大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与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密切相关。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经济集权在二次分配方面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当时设定的目标，即减少社会收入不平等和基本的社会正义尚未实现。然而，分税制后，社会收入差距继续迅速扩大。当时，一些中国学者假设国家的二次分配可以实现社会公平，认为“书”上的国家能力越高越好。没有发生积极的关联；相反，负面关联很明显。

球王会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看，原因很容易解释。 1990年代中期以前，在分权环境下，一些地方政府大多实行囤积于民、囤积于地的做法。但随着 1994 年分税制的引入，这一策略变得无效。政府越基层，融资越难。

而“地方贫困”的局面必然导致“国富民贫”。地方政府要生存和发展中国政府网,，就必须向“人民”和社会要钱。用学术语言来说，有必要寻找一个新的税基。如果找不到稳定的税基，就必须开辟一些新的融资渠道。它最初是向农村农民收取的费用。农村土地收费政策成为农民集体抗议的主要原因。取消农业税后，地方政府转向农民的土地。现在土地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这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其中之一是房地产价格飞涨。在提高房地产价格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是一致的。垄断城市土地市场的地方政府需要高房价来维持高地价，开发商可以将土地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为住房是“刚性需求”。这场买家根本不参与的博弈的结果，当然是当地政府和开发商的“双赢”，换来了普通买家的汗水。

另一种向社会要钱的方式是地方政府与大资本的合作。地方为了让企业发展地方经济，给地方更多的利润，拼命地为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廉价的工资和廉价的法律约束（特别是在环保、质检、社保、税法的实施等方面） 最常用的策略之一是通过阻止工人自发组织来降低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劳动工资。这种情况近年来已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最近的劳动力繁荣只不过是压低工人收入的反弹。环保和质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公众不满的主要根源，也是近年来地方政府的信任危机。更重要的是，当前形势造成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存在一定的不平衡。很容易观察到一些非常特殊的现象。一方面，中央的一些政策越来越难以落实，地方政府也有这样的“对策”，尤其表现在“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的领域。 另一方面，地方越来越依赖中心，越来越多的地区。这种依赖助长了各种权力寻租和“公关”活动。充斥着首都的北京办事处生动地说明了这种情况（北京办事处现在要取消了，但可能没有意义，因为北京办事处完全是地方机构依赖中央政府的结果）。近期地方企业的“央企”或地方政府对央企的直接扶持，就说明了这一趋势。与中央企业结盟是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通过这种方式，地方政府可以从政策利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获得利益。显然，通过与中央企业结盟，地方政府很容易获得中央政府的政策利益。一些本来不能通过的项目，一旦中央企业介入，很容易获得批准。同样，与央企结盟也能获得经济利益，不仅因为央企自身持有大量资本，还因为央企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巨大。通过中央企业，地方政府筹集资金很容易。

国企的力量，民营企业的冷嘲热讽

今天的国有企业不再是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权力和市场是当今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垄断的主要特征。这一特点使得国有企业近年来迅速扩张，为民营企业挤出了大量空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国进民退”。最近有报道称，民营企业500强的综合利润不如两大国有企业（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需要指出的是，国有企业的大扩张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强大。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表示，中国国有企业只有500家，没有500强。之前的“抓大”战略是加强国际化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如今，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依然薄弱中国政府网,，“走出去”难。然而，当国有企业在国内市场与民营企业竞争时，却显得充满“优势”。

企业集中化需要及时纠正。企业集权化表明，政府监管越来越具有“左手监管右手”的性质。许多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处于同一行政级别，前者甚至高于后者。鉴于行政级别在体制中的重要性，地方政府必然会在很多问题上与中央企业发生冲突。

更重要的是，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想和国企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这有点难以理解。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有关系，与国有企业形成依附关系。对于私营企业来说，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说白了，中国仍然是强权经济，而不是严格的市场经济，与国企挂钩是民营企业寻求政治保护的一种方式。在实际政策领域，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无处不在。民营企业再强大，在权力面前也会显得力不从心。如果说在1990年代，国企和民企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创造了财富，那么现在的情况更多体现在两者之间的财富争夺上，看谁抢的多。毫无疑问，在实力强大的国企面前，民营企业纷纷败下阵来。 “不安全”是民营企业的普遍感受。这促使一些民营企业寻求与国有企业结盟的保护，许多民营企业家被迫离开中国。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的经济集权实际上是权力的部门化，是部门的集权。这也是造成“不改革”局面的原因。

这些现象都表明94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最明显的是社会政策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环保等政策。所有这些方面都与社会成员的基本公民权利有关。公民身份应该是全国性的。这些领域需要进一步集中权力。现在中央有政策制定权，但政策执行权在地方。也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往往中央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很多政策根本落实不下来。这就要求中央财政集中后，还必须收回部分权力（执行政策）。如此一来，“地方公民”就可以转化为“国家公民”。虽然这并不是说中央政府负有全部责任，但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以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民身份。无论如何，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在所有这些社会政策中都必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将国有企业转变为公共部门。人们一直将中国的国有部门与西方的公共部门进行比较，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西方的公共部门属于公众，属于社会，属于人民。公共部门受到公众监督，所有议会都有一套监督和限制公共部门的机制。中国国有部门是国有部门的代理人。这里有一个严重的“内部私有化”问题。国有部门的产权理论上属于国家，但实际上国家代理人拥有实际的产权，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国有部门应该真正国有化和公开化。

同时，为国有部门划定界限更为重要。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本义是政府在涉及国家总体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中央企业从事的许多经济活动根本不具有战略意义。国企的触角伸向每一个可以受益的角落。因此，有必要为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划定界限。国有企业不仅要退出一些不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还要将这些经济活动下放给地方政府，进行私有化。深化市场化改革中国政府网,，必须迈出这一步。在西方，当“看不见的手”主宰一切，政府失去监管能力时，经济危机势必发生。中国则相反。当“看得见的手”或国有部门主宰一切，非国有部门或市场对其失去控制时，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是另一条铁律。

实现国际平衡与国内平衡

如果说上述主要目的是深化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那么建设消费社会同样重要。从经济的角度看，建设消费社会除了要建设社会制度，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还要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让老百姓真正有消费能力。中国目前的状态是收入差距过大，社会分化过大。这就导致了少数人过度消费（其中大部分是进口奢侈品“炫耀性消费”和留学置业）与大多数人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建设消费社会，首先要实现相对公平的收入。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努力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只有大多数人成为中产阶级，中国才能成为消费社会。事实上，由于缺乏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中国已经很小的中产阶级正处于危险之中。当缺乏制度保障的中产阶级陷入“房奴”和“童奴”的境地时，今天的中产阶级很可能就是明天的穷人。

提高工人工资还可以实现另一个重要目标，即通过创新鼓励可持续经济发展，特别是在科技方面。中国劳动者的收入现在占GDP的比重很小。资本家或企业主主要通过降低劳动者的收入（也包括廉价土地）来获利。建设消费社会，必须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这会给资本带来压力，给创新带来压力。没有任何压力，资本就没有创新的动力。

从中国经济的外部看，提高工人收入也可以减轻国外压力。一旦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国内市场足以支撑国内产能，出口压力自然会减轻。同时，消费社会表现出外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正如今天的中国对西方社会的依赖一样。消费社会在进出口方面也会有外部压力，但主动权在那个时候是在中国，就像今天在西方是主动权一样。依靠比美国更大的国内市场，中国在该国的贸易和金融体系中也更加安全。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中国来说，提高工人工资比人民币升值更能有效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压力越来越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当然与中国的出口有关。美国和西方向中国施压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顺差，其他原因并不充分。但人民币升值不仅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反而只会让中国的富裕阶层受益。而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有利于社会的下层成员。提高工人工资在内部和外部都有很大的优势。对内，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消费社会建设和社会稳定；对外，可以减少出口，缓解西方对人民币的压力，减少顺差，为国际经济平衡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经济改革仍需深化。深化改革旨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增长。我们已经指出，深化改革仍有很大空间。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国内平衡和国际平衡，但国际平衡必须通过国内平衡来实现。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必须放在国内平衡上。对此，社会改革要继续推进，以社会改革深化经济改革，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同时，社会改革不能代替经济改革。在改革政策上，人们既不能继续用经济改革来指导社会改革，也不能继续用社会改革来指导经济改革。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与社会领域的社会政策必须相互配合，均衡发展。如果不正确理解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关系，改革不仅难以前行中国政府网,，而且还会不断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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